橡皮泥潭

最近在网上看到，那个政法大学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冲突，想起一些往事和近事。曾经作为学生的我，在课堂上抽烟，吹口哨，哼歌，作为教师的我，有学生在课堂上打手机，吃面包，男女生抱在一起上课。当年上课抽烟，是因为觉得抽着烟可以更好的思考问题，并没有考虑到上课老师的感受，上课吹口哨哼歌是注意力没有放在课堂上，一门心思想着音乐，这肯定干扰了老师是上课，当然，因为这些事也被老师批评、呵斥、臭骂过，当时也觉得没什么口头道个歉也就过了，并没有真正的歉意。随着经历的增加，开始在心中萌发真正的歉意，表达歉意的方式并不是找当年的老师登门道歉，他们大概都已忘记了。如果学生上课吃东西就让他们吃吧，年轻人总是容易饿，如果他们吃的我也爱吃，下课找学生要一点吃吃；如果学生上课打手机干扰我的思路，我就停下来不停地拨弄打火机等学生打完电话再接着说，下了课找学生说她打电话干扰了我说话的思路，请下次不要这样；如果学生抱在一起上课，就抽空闲扯几句：这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会导致怀孕的，引发一场爆笑；当然为了预防学生逃课太厉害，特别是中途离开，要放出一句狠话：想走可以，来去自由，明年见，明年再挂一次，我保证这样的同学重修不通过。因为如果学生逃课太厉害，学校是要找我麻烦的。

多年前，S拿她的一个大朋友的小说（打印稿）给我看，说是小说还没有定名想通过小范围的阅读征集一下名字。一口气读完，这不是一本以技巧见长的小说（或是以我当年粗浅的眼光看不出技巧所在），但这部小说用那种近似白描的手法（类似于绘画中的超级现实主义）直言不讳地叙说着生活的真实，力透纸背的真实，让我忘记了时间、饥饿，十六个小时读完。我还以为这是一本回忆录，最让我惊异的是竟然还可以用这样一种直接而强有力的方式毫不含糊地表达对生命的困惑。我问S，作者取了一个什么名字，S说叫《恐惧》，我不解，小说的内容没有表达对任何人与事的恐惧，写的是一个文学青年郁郁茫然而后进藏的事情，满纸没有缘由的热情与空虚，我非常愚蠢地对S说，叫《悬浮》不好吗，S也非常愚蠢地说叫《说吧，回忆》更好些（模仿纳博科夫）。现在我也进入到当年作者的那个年纪，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叫《恐惧》。

形而上，有人写作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大师们（如卡夫卡）是为了克服对恐惧的恐惧，或是通过爱（广义上的或狭义上的）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形而下，有人通过性、权利来克服。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她在20岁时就已老去，是说她已经习惯对死亡的恐惧，一种非常悲凉而略带幽默的表达。

 1、2008年读50本书（含专业书）；

2、听完MOZART全集；

3、 申报一项专利，满足个人虚荣心；

4、登山个人记录突破海拔5500米；

5、开始写童话；

6、开始弄编程，和小孩子们拼体力；

7、这个太隐私，不说了。 

关于国家，我只认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对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屈从（尽管我在选举人大代表时投空白票，但我还是不能烧毁自己的身份证）。认同应该以自愿为前提，任何一个人他有认同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或是不属于这个国家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他不认同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要到别的地方去，这并不损害那些认同这个国家的人的利益，这有什么错呢？没有认同也就无所谓背叛，就好像我们看《越狱》，从来没有人说囚犯背叛了监狱，没有任何一个囚犯有忠于监狱的义务。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狱警和监狱长显然会认为囚犯必须忠于监狱，这也没有错，但“没错”的前提是假设这个国家是一个监狱，并且这个监狱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对每个认同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说，这个假设本身就不可接受、不正确，因为没有人会自愿身陷囹圄。当然人有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天生就是警察，然后把他人虚构成罪犯，这也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不好。几十年前就有个姓毛的人爱好把自己幻想成魔王，结果很多人就变成了鬼。

自由不是个人事务，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才会形成一些共识并由共识演变成为群体，比如家庭，还有国家。

 

今天监考四六级，明天不得已要帮人去代考英语，荒谬。成为不折不扣的废物真是十分困难的事。家人的腰椎出了问题去医院看，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坐台医生草草打发了回来，想起有个在医院工作的中学同学，于是打电话过去请求帮帮忙找个负责点的医生看看，同学爽快答应并帮忙引荐名医，终于避免了一次误诊。不几天同学打电话来说考试的事，只好承应下来。终于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名人名言：在不道德的的社会中坚持道德本身就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是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才导致我丧失职业道德。这话反过来说也正确，真的。这大概就是原罪。SHIT。今天监考居然有学生看短信作弊，想想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还是算了吧，没抓。转过头闭上一只眼看看窗外的浮云。长长地咳嗽一声，那厮有所收敛。又是一年冬至。

最近下载到不少好东西，当然主要是音乐。时间不够用，于是成天挂着MP3，上课也挂着，开会也挂着，有空就听听。小同事们看我的目光有些诧异，但他们有良好的尊重老同志的习惯，当面也不说什么，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做到道貌岸然，脖子上挂个MP3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们背地里肯定会鄙视我的，不过没关系，等他们混个三五年领教过什么叫受活，估计会有一两个人会在内心深处敬仰我的。有个在教学督导组的老同事看见了，说小李你也老大不小了，成天挂个MP3可能会影响学生对你的印象。这个老同事和我很熟，有次来教学检查，要检查是否有教案、讲稿，一看教室里是我就走了，如果他们问起教案讲稿来，我就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问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就会笑笑走掉。当然他也是为我好，我并不在意学生对我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这是我新买的助听器，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不听见一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东西。老同事笑笑走了。他们还是有可爱的一面。

某日，与父亲谈起政治来。对父亲的观点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所以平日基本上不会去谈这些容易导致不愉快的事情 。父亲在文革期间曾被打断了肋骨，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有一件钢筋背心，所以我知道有这事情。文革结束后父亲依然按月缴纳党费，倒不是说有什么信仰，只不过是随大流。直到父亲在57岁上被下了岗，不再进工厂上班了，一个月发300元生活费，有时工资还是几个月发一次，这样才开始不交党费，也就是没有人来催，也没有人扣。工厂已没有多少人上班了，但到了上班时间大喇叭依然在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无所事事的工人们要么在打麻将，要么在三三两两聊天，没有人回去听这巨大的反讽，没有人愤怒。这时，父亲开始了急速的衰老，没有事情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不知不觉地醒来，又接着看。这样很容易着凉，基本上一两个月要感冒一次，公费医疗已经与他无关，因为他们这代人对这个社会来说已经报废了。于是就用我的医保卡打针吃药，连吃饭穿衣也是我在补贴。有一次我开玩笑问父亲，是不是生个儿子比认个没人性的干妈要强得多，父亲呐呐地笑。这时候，父亲热爱虚构，不是虚构未来而是虚构过去，例如某年他搞技改，把机床弄得很好用，废品率很低，结果工人争着去开这台机床争到打架，然后厂里发给他一床毛毯，然后我读大学用的就是这床新毛毯。实际上，技改这个事情有，打架没有，毯子是有，不过是线毯并且已被我老兄读大学的时候弄丢了。父亲谈起他所谓的技术就声如洪钟，所以每次回家技术也是个禁忌的话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父亲对这个政权的抱怨从来没有超出过本地小报的强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极其有限地抱怨具体的事情而不是针对政党。当然，也谈不上对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有什么思索。

令我一直奇怪的是，一个政党居然可以令人忠心耿耿地摔跟头，毫不怀疑地摔跟头，一而再，再而三。这要制造怎样的恐惧和麻木，才能让一个个人停止思考，默默忍受。

昨晚，睡不着，翻出舒曼的钢琴作品来听。从前有人说相对于舒曼，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很俗，我不以为然。现在听来，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舒曼最好的作品不是交响乐，不是弦乐作品，一个弹钢琴把手弄坏的的作曲家最好的作品还是钢琴作品。舒曼的音乐绵密细致，兴奋但却永远保持克制，很耐听。

学生年代和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花时间最多的事情就是听音乐，现在想来这也是我做过为数不多的正确的事情之一。尽管CD不能当烧饼吃，不能当衣服穿，但透过那些美好或不美好但令人震撼的音乐，我看见了世界的另外一面，所有的语言说无法描述的一面，日后少了一些愚蠢的迷妄。听音乐的时候，自己什么也不是，但随着音乐流淌经历着一个陌生而真实的自己，这本是最美好的生命经历。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经历的只是自己，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算是完全清楚了。很多的事情你无法做到最好，但总比去打麻将好得多。